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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最后的检验火铳，则更让人心惊。他从库中随意抽取了二十支新铸的鸟铳，在靶场实射。

    结果，竟有三支在试射时当场炸膛，铳管破裂，另有五支出现铳管鼓包漏气等问题，只有不到一半勉强合格。

    韩铁手捡起炸膛的铳管碎片，仔细察看断口，又用特制工具测量铳管内径，面色铁青：“钢材低劣，锻造不匀，内膛粗糙，药室与铳管结合处有裂纹……此等火器，与谋杀士卒何异！”

    更令人震怒的是，当韩铁手要求调阅去年拨付给宣府、大同和辽东的军械出库记录，并请求随机抽检部分留存样品时，兵部武库司的官员推三阻四，百般阻挠。

    在杨博起强令下，才勉强打开封存的部分库房。

    韩铁手检查后发现，那些准备发往边关的“新式”军械，质量比京营的库存还要低劣！

    一些火铳的铳管，竟然是用废旧铁器回炉锻造，气孔、砂眼密布；一些弓弩的弩臂，木料未经充分阴干，极易变形。

    “边军将士，就是拿着这样的破烂，在跟塞外的豺狼虎豹搏命？”韩铁手粗糙的手掌摩挲着一把一掰就弯的劣质腰刀，声音带着怒火。

    调查结果迅速整理成册，附上详细的检验记录、实物样品、乃至炸膛火铳的残骸，被连夜送到了杨博起的案头。

    同时，吴文斌那边的账目清查也取得了突破：近三年，兵部拨付给军器局制造、维修军械的款项高达两百余万两，但实际采购的物料价值，经与市价对比，至少虚报了三成以上。

    而军器局内部，也存在严重的“吃空饷”、“虚报损耗”和“以次充好”等问题。一条从兵部武库司到军器局大小官吏、匠头的贪腐链条，清晰浮现。

    然而，就在杨博起准备以此为由，对兵部相关官员和军器局动手时，郑怀仁和钱安良的反击，或者说，断尾求生的动作，开始了。

    他们也察觉到了监理司的矛头开始指向军械领域，更知道此事比河工贪墨更加敏感，一旦坐实，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于是，一场精心策划的“弃卒保车”大戏迅速上演。

    就在杨博起准备将调查结果上奏的前一天，兵部武库司的一名主事和军器局的一名大匠头，突然“主动”到顺天府“投案自首”，声称在军械制造中“因技艺不精、监管不力”，导致部分军械质量“偶有瑕疵”，愿意承担一切罪责。

    他们呈上了“详细”的“罪证”，承认在采购铁料、招募工匠和检验成品等环节存在“疏忽”，并“供出”了几个已经被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小吏和匠头作为“同伙”。

    紧接着，郑怀仁、钱安良一派的御史言官开始鼓噪，上疏弹劾兵部武库司、军器局“管理不善”、“匠人懈怠”，要求严惩相关责任人，以儆效尤。

    不仅如此，他们话锋一转，开始“赞扬”监理司“明察秋毫”、“揪出蠹虫”，但又称“此系个别匠吏贪利忘义，与部堂高官无涉”，试图将大事化小，将系统性腐败定性为“个别技术事故”和“基层管理问题”，将郑怀仁、钱安良等高层彻底摘出去。

    朝会上，郑怀仁亲自出列，一脸“痛心疾首”地自责，说自己“御下不严”、“有负圣恩”，请求皇帝和太后责罚，并慷慨激昂地表示，要“彻底整顿”军器局，严惩涉案人员，确保今后军械质量。

    这一手“丢卒保车”玩得极为娴熟。

    两个“自首”的替罪羊级别不高不低，正好顶罪；将责任推给“技艺不精”、“监管不力”，掩盖了制度性贪腐；主动“认错”并请求“整顿”，堵住了要求深入追查的嘴。若是一般官员，或许就被他们糊弄过去了。

    但杨博起岂是易与之辈？

    不过这种东西是山中一族发明了，自然也被山中一族在暗部的忍者识破，并迅速的禀报给了水门和三代。

    这种简单的烟雾弹技巧当然难不倒他，如果他愿意，有一百种方式去打断宇智波鼬的动作。只不过是没必要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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